• 妻子助我上大学

    “文革”期间,我这个“老三届”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,回到了家乡,在广阔的天地里干了三年农活。有一天,生产队长见我表现好,让我当“挣工分的教师”,只供饭,不给钱。我斩钉截铁地说:“干!”能脱离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,这对我来说,无异于“苍天有眼”“皇恩浩荡”!

    那时,我与妻子在同一个学校。她是公办的,我是民办的,她教数学,我教语文。每天,一起上班,一起下班,三尺讲台横亘在我们的心中,其乐无穷。时间长了,妻子见有的同事返城了,有的同事被推荐上了大学,很是羡慕。一日,妻子说:“你何时能鲤鱼跳龙门呢?”我苦笑了,不好意思地说:“咱家庭出身不好,要想离开农村,那可是天方夜谭。”妻子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,说道:“不一定!”

    1977年,大约在冬季,整整停了十年的高考恢复了。身怀六甲的妻子极为高兴,跟我说:“机不可失,失不再来,赶快报名!”我为难了,在校教语文,虚龄三十一,天天背语录,数学全忘记,我能行吗?妻子拍拍胸脯说:“别忘了,还有我呢。”就这样,第二天,我请了半天假,到公社报了名,只花了五角钱,便领了一张准考证。

    备考时,妻子给我恶补了十天数学。我们白天上班,晚上补习,好不辛苦。她腆着大肚子,坐在炕头,在昏暗的灯光下,一边嚼着饼干,一边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,从定理、定义,到公式、法则,娓娓道来,有时还手把手地教我计算。渴了,我给她倒杯水;累了,我给她揉揉背;困了,我们就和衣而睡。

    马上赶考了,妻子非要陪我进城不可,我说:“你快临产了,万万使不得!”妻子说:“不要紧,我会保护自己的。”胳膊拧不过大腿,我同意了。

    1977年12月10日,周六。这天早晨特别冷,冷得彻底而凌厉。风在吹,雪在下,妻子站在陪考的队伍中,目送我走进考场,背后还隐隐约约地传来她的声音: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!”

    教室里生着火炉子,与冰天雪地的室外相比,这里温暖如春。我找好了位置坐下,定睛一看,满屋子考生都是小青年,他们奇怪地瞧着我,好像在说:“范进大叔也来了。”

    当年,黑龙江语文试卷有两道作文题,一是《每当我唱起<东方红>》,二是《在红旗下》,任选其一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题,行文特顺利,字里行间,抒发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爱。答数学选择题时,妻子仿佛就坐在我身边,会的全做了,懵的全对了,她辅导的那些内容几乎都有,真神了。

    考试结束,天已经黑了。我三步并做两步跑出考场,找到了妻子。她,头系花围巾,身着棉大衣,脚蹬大头鞋,站在人群中,冻得瑟瑟发抖。我握住她僵硬的双手,眼睛湿润了。

    过了两个多月,录取通知书来了,我考上了地区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。知情人透露,按我的分数,完全可以进省外的名牌大学,就是因为已婚和大龄问题,我才被漏到了本地的师专。妻子说:“师专好,离家近,还有助学金,咱们可以多攒些钱,将来给孩子上大学用。”

    开学了。临走的那天,妻子替我精心准备了行装,说是行装,其实就是一块肥皂,一支牙刷,一条毛巾,一件衣服,一套铺盖卷,如此而已。

    北国的三月,寒流的长鞭子又甩了出来,抽得人脸上红红的,疼疼的。妻子拖着产后羸弱的身子,在荒郊野外送了一程又一程,叮嘱了一番又一番,那上路的情景,好不令人伤感。

    师专毕业后,我在县里当了小学语文教研员,妻子也调到城里教书。后来,我评上了特级教师,得了曾宪梓教育基金奖,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优秀中青年专家,并享受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回想起来,所有这些都是妻子茹苦含辛,于艰难竭蹶之中助我上学、供我读书的结果。(此文发表在2017419《中国教育报》第10版)

    时间:2017-04-20  热度:701℃  分类:生活随笔  标签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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